赵建泽:全域赋能转型升级 加快打造数字企业
可是,将全部散煤清零并非易事。
当时日本环境省预计,开征环境税后,到2016年,每个家庭每年的能源开支将因此增加1228日元(约合15.8美元)。到2016年度,每年可征收环境税2623亿日元(约合33.7亿美元)。
2008年法国环境税总收入达410亿欧元,分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和总税收收入的5%左右。比如在能源方面,法国鼓励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对于装备有光能发电系统的建筑减免其物业税,特别是对于应用可再生能源产业设备超过12个月的企业;在车辆和运输税方面,制定了新的车辆购买奖励和处罚系统,对重型货车征收环境税,修改了公司汽车税率等。美国的环境税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上缴至联邦财政部,然后由财政部将税款分别纳入普通基金预算和信托基金,信托基金还下设超级基金,由美国环保局负责管理,主要用来专门服务于专项的环保事业。对于全国性的污染项目由中央和地方共同征收。现阶段环境税征收标准分别为每千升石油或每吨天然气、煤炭250日元(约合3.2美元)、260日元(约合3.3美元)、220日元(约合2.8美元)。
按污染要素和污染程度实行多重收税和差别收税,但同时又注重对其工业竞争力的保护。在遵守联邦政策的前提下,州政府还可以根据情况制定有利于地方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以便激发企业和个人参与环保的积极性。雾霾污染物排放一大来源是汽车尾气。
应对雾霾最终不能仅靠临时的应急措施,迫切需要着眼治本,打一场全民抗霾的持久战。广大农村冬季为取暖烧的土锅炉,目前在农村已经普及。汽车制造业要在车辆减排上加强技术攻关。交管部门、车管部门要加强检查,坚决淘汰排放不合格的老旧车辆
我们知道,一些企业排放不达标,不是他们完全没有治污的自觉性,有些也是受制于治污能力。新加坡的石油化工产业占工业总量1/3以上,却跻身最美丽的花园城市国家,为人称道。
行政监管和市场化运作的结合,应该说是治污必走之路。随着近年来国家治污的决心不断加大,社会上治污的氛围不断加重,各种治污的路径探索也纷纷出现,比如专业化治污趋势的出现。三是治污需要专业技术,对于没有专业治污技术的企业来说,容易造成治污的成本付出和效果不成正比的情况,对企业是损失。而对于治污企业来说,由于专注于治污,专业技术和管理水平也更有提高的基础,对减少污染事件的发生更有保证。
其实,监管能力也是监管效率的重要方面。但如何落实这一手段,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这对有治污压力的企业来说,可谓一种新的出路。这一点,有必要借鉴一些好的经验。
在2016中国环保上市公司峰会上,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王金南表示,目前我国几乎所有与大气污染物有关的指标的排放,在全世界都是第一,整个大气环境所面临的压力前所未有。首要的问题,是怎么保证排放不达标的企业被清出市场。
也就是说,要保证企业的不达标排放能够及时得到发现和处理。治污早已成为中国社会的重要议题,然而,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污染状况未见改善。
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的生产模式带来的严重社会后果,如今已实实在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让人忧心和困惑。针对这样的问题,监管体制也相应性地作了改革,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就是生态环保领域的一项重大决策,目的之一是解决地方保护主义对环境监测监察执法的干预。传统的工业污染治理模式走的是 谁污染,谁治理的路,每个企业都要建设自己的治污设施,组建环保队伍。在监管能力方面,他们非常注重借助科技力量。在遍布新加坡工业区的排水管道上中下游,安装了许多用于实时监控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感应器。治污的出路很明确,就是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在全国人大会上所说,让污染的企业退出市场,给好的企业留出发展空间。
监管机构早已有之,但监管效率却面临很多挑战,比如地方保护主义。当专业的环境服务企业成长起来,第三方治污市场成熟起来,环保困局也许有望破解。
实践表示,这种做法有一定的弊端,一是企业投入大,有些企业单独承担不起高昂成本,而如果所有无能力为治污埋单的企业都要关掉,可能对经济增长和社会需要造成一定的影响。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对于排污企业来说,可以让他们从自身并不擅长的污染治理工作中解放出来,集中力量投入到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旦向公共管道排放的工业废水中挥发性化合物浓度过高,这些感应器就会发出警报。
这种专业化的治污之路,将分散治污向专业公司集中,治污效率势必会大大提升。二是造成资源浪费,一些企业建立了自己的治污设施,但是相对自己的排污需要来说,又显得过剩,每个企业都建立自己的排污设施,也势必造成治污力量分散和重复建设。在政府推广的过程中,一项重要的工作是要扶持专业环境服务企业的建设和成长。更重要的,这个时候,他们成为了监督主体,并且有更高的积级性对治污企业进行监督,对治污效果是一个有力的推进。
专业环境服务企业在我国毕竟处于发展初期,存在资金等多方面的困难,需要从融资渠道、税收、信贷等方面加以引导和激励。这有赖于监管效率提高。
这种把环保水平作为企业生存门槛的办法,是倒逼企业落实环保责任、催生企业环保动力的最终手段。同时,新产业的发展,也会拓展市场空间,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
降低了治污成本,治污的意愿也会提高。要不,为何到了今天还压力前所未有?换句话说,高排放、高污染的生产模式并未得到真正的改变。
时下,这种治污模式得到了广范围的认可,特别是已成为政府顶层设计的一个重要内容。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数字,为了保证财政收入让自己日子好过,对一些高污染却是纳税大户的企业给予特殊照顾,包括在环保执法上开绿灯。一些地方的试点也证明,效果非常理想。在国际上,工业减排普遍采用第三方治理模式,即排污企业以合同的形式通过付费将产生的污染交由专业化环保公司治理。
在监管上给企业足够的压力,企业才会自觉地承担治污主体的责任,寻找治污的方法和途径这种专业化的治污之路,将分散治污向专业公司集中,治污效率势必会大大提升。
对于排污企业来说,可以让他们从自身并不擅长的污染治理工作中解放出来,集中力量投入到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降低了治污成本,治污的意愿也会提高。
一旦向公共管道排放的工业废水中挥发性化合物浓度过高,这些感应器就会发出警报。在监管上给企业足够的压力,企业才会自觉地承担治污主体的责任,寻找治污的方法和途径。